唐太宗聽了魏征的建議堅持“以德治國”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給今后的國家和社會打下什么樣的基礎。唐太宗剛剛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間就曾經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唐太宗回憶道：當初我對魏征說大亂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大亂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難當頭，人都想求生，怕亂就盼望穩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調教。魏征說的就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道理。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那就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就是說統治者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樣對待君主，這是相對應的，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就一定會成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

在座的大臣們都覺得魏征說的是書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見辦，國家必定大亂。但是，唐太宗卻聽進去了，力排眾議，確立“以德治國”的基本國策，力行不倦。其實，唐太宗內心并不踏實，他總覺得善人治國，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但是，結果讓他大感意外，只過了短短幾年，唐朝就實現了天下大治。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這場決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時，說道：“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功勞全都歸于魏征，說幸虧有了魏征這位“良工”，才將他這塊“石頭”雕琢成為美玉。推善與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這番表現，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范。

隋滅亡后庫存還夠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國”是當政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怎么才能真正落實于行動之上，而不是流于粉飾太平呢？唐太宗給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樣。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經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君何以名？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典表現，國家政務千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那就是愛護百姓。怎么做呢？兩個字：輕稅。

把財富集中于國家，還是“藏富于民”，唐朝有著前車之鑒。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間，結束數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戶數翻了一番多，從開國時不足400萬戶，直線上升至900萬戶；修葺北方萬里長城，開鑿從江南到洛陽、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運河，綿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區域緊緊聯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對外方面則北平突厥，南綏百越，西逐吐谷渾，東征高句麗。隋朝所做的事情，從國家的角度來說，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為什么隋朝這個大帝國會轟然倒塌、毀于一旦呢？這決不是市井流傳的隋煬帝獵色所致。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官方勤于清點戶口，實質上是為了增稅。反過來，老百姓就會想方設法從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所以，古代戶口數從來不準確，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百姓的稅收之爭。隋朝在短短時間內實現戶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結果，而是朝廷嚴厲稅收政策的產物，戶口倍增就意味著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為了增稅，隋朝還實行小戶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這同傳統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經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庫，經過隋末唐初的動亂與戰爭，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換句話說，隋朝38年征收的賦稅，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稅率之高，令人咋舌。國家興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惡，不僅要看是否有利于國家，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超過這個限度，與民爭利，則雖善猶惡。唐太宗君臣總結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指出：“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何其深刻！

有鑒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時戶數僅剩400萬戶左右。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損失人口近3000萬。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年動亂不可能傷亡百姓過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村挨戶搜查，不就都找出來了嗎。可是，唐太宗沒有這么做，他認了這筆糊涂賬，真是“難得糊涂”。而且，他還從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規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處罰。這更是不利于稅收的增加。說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養魚。什么“以德治國”、“藏富于民”，國家是要讓利的，這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

如果項羽懂得“仁信”怎會滅亡？

國家大幅度讓稅，除了與民休息，還有別的目的嗎？有，那就是通過富民以求建立誠信社會。古人早就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禮知恥的文明社會，并不鼓勵自私自利的物欲橫流。

誠信是國家之本，民無信不立，國家更是如此。誠信的建立必須由國家來帶頭，來規范。國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會被改造成為刁民。孟子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善待部屬，善待百姓是建立誠信關系的途徑。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長處是善于和人相處，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然而，問題也就來了。太宗愛才，其部屬有不少是從敵對陣營投誠而來的，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議要把官吏隊伍中的異己分子清除出去。這回唐太宗犯難了，誰是異己分子呢？來人馬上獻策，讓唐太宗組織一批人偽裝成謀反的、貪污的，分別同大臣們接觸，引誘他們上鉤，這就可以將他們的真實面目揭露出來。來人說得口沫四濺，唐太宗臉色卻越繃越緊，最后斷然拒絕道：我不能這么做！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異己分子，但同時也讓我失信于天下，將來大家都懷疑我搞陰謀手段，上下相疑，再沒有人肯講真話，國家如何達到大治。君主行詐，卻要部下正直，豈不是源濁而望水清嗎？因此，唐太宗鄭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

統治者無信，往往是因為大權在握，以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無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權力的傲慢。唐太宗讀了項羽的事跡后，感嘆道：如果項羽進入秦都咸陽，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實行仁信，誰能夠從他手里奪取政權呢？所以，他的滅亡是咎由自取。

國家的權威不是靠高壓和威嚇手段來樹立，而是靠法律與制度的公正和嚴明來保障的。統治者遇到社會問題乃至危機，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懾，以圖立竿見影。中國有個壞傳統，就是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所謂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規定加重刑罰，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風暴雨的態勢，轟轟烈烈，可風雨過后，卻是故態復萌，既失法律的信譽，又讓萬民看出執政者的無能。唐朝提出“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的原則，刑罰的目的不在于處罰人，而在于禁止邪惡和觸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卻要做到“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樹立國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時常抓不懈，依法辦事，有法必依，這就是國家最基本的誠信。

海納百川奠基了文化繁榮

國家要想促進社會繁榮，不是工商官辦，而是要大力弘揚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創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文化、制度與法律環境，尤其在文化建設方面，這不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能夠承擔起來的工作，必須由國家從全局的高度推進。實際上，衡量一個社會的發達程度，不是看經濟指標，而是看文化繁榮與否。

在文化建設方面，唐太宗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五胡十六國以來，胡樂大量傳入中原，各種外來樂器、曲子、舞蹈風靡于世，極大地沖擊了儒家把音樂政治化的理論束縛，出現了中外音律各行其是的局面。到隋朝統一中國之后，朝廷開始要重新制定音律，也就是新的音樂規范，這就引起了一場大爭論。從當時的情況而言，吸收外來音樂的精華，例如音階的確定、轉調的采用等等，乃大勢所趨。但是，堅持儒家傳統的音樂政治化理論的人提出，五聲音階的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百姓各個階層，在音樂表現上，黃鐘調專屬于君，如果樂曲中途轉調，豈不是君臣百姓位置顛倒、國家失序嗎？因此，他們堅決主張回歸到漢代以前的傳統上去，把魏晉以來音樂藝術的進步統統視為淫邪，予以禁斷。爭論的雙方各引經典，相持不下。當時最高統治者隋文帝出來裁決，他在文化上是一個頑固的君主至上論者，所以毫不猶豫地支持舊儒之說，實行文化專制政策。

然而，隋朝很快滅亡了，唐太宗時期，制定音樂標準的問題重新提了出來，爭論依舊，就看唐太宗如何決斷了。

最終，唐太宗堅決抵制了將音樂政治化的說法，魏晉以來的音樂進步得到了肯定，藝術得到了解放，這才有了唐朝盛大樂舞的恢宏場面，更重要的是唐太宗由此確立了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文化政策，世界上的各種藝術、宗教、思想、學術都登上唐朝這個大舞臺，與中國文化相融合，開創了中國古代最為開放、最有氣勢的文化繁榮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