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開創期

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學思想的論述，

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別，學于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于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只是從總體上闡述，并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探索期

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后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于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挫折期

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義等于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后果。總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發展期

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程朱理學在思想上對封建倫理綱常的強調，某種程度上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時的審美和意識形態，許多藝術形式追求空靈、含蓄、自然、平淡。如，宋詞一掃唐之鮮艷，追求細膩浸潤、色調單純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畫則采用水墨淡彩，表現出人與自然無間的親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緒;在服飾風格上，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朝廷多次定制申飭“務從簡樸”、“不得奢靡”，不少學者也紛紛提倡服飾要簡介、樸實。袁采在《世苑》一書中對女性著裝就提出“惟務潔凈，不可異眾”的要求。紹興五年，宋高宗亦主張：“金翠為婦人服飾，不為靡貨害物，而奢靡之習，實關風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許進宮門，今無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盡革，宜申嚴禁，乃定銷金及采捕金翠罪賞格。”因此，整個宋代的服飾風格趨以修長、纖細，樸素無華;在形態上不像唐代的華貴、夸張和開放;色彩質樸而潔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