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有“百味之王”的美稱。早在上古時期，鹽是比金子還值錢的“天藏之物”，可以說“得鹽者得天下”。“炎黃子孫”，這一中國人特定稱謂的出現(xiàn)正是因為鹽——對鹽的爭奪導致炎黃合并，在此基礎上出現(xiàn)了“華夏民族”。

炎帝和黃帝本是兩個原始部落首領。據(jù)《史記·五帝本紀》記載，他們是在“阪泉之戰(zhàn)”后才整合到一起的。接下來，黃帝與炎帝聯(lián)手，通過“涿鹿之戰(zhàn)”，打敗了東夷九黎族首領蚩尤。從此中國大地上的大小部落走向聯(lián)合統(tǒng)一形成“華夏民族”，進而有了“中國”。

為什么會爆發(fā)阪泉之戰(zhàn)、涿鹿之戰(zhàn)？《史記》給出的理由是，炎帝欺負四鄰諸侯、蚩尤作亂不聽話所致。實際上，這兩場征戰(zhàn)都是因鹽而起，乃“鹽的爭奪戰(zhàn)”！這一觀點的產生，因交戰(zhàn)地點而來。“阪泉”和“涿鹿”到底在哪兒？現(xiàn)在大陸出版的教科書上認為在河北境內，范文瀾著撰的《中國通史》亦持此觀點。但史學界不少權威學者并不以為然。民國時期的史學家錢穆通過考證，在其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國史大綱》一書中提出：“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

解縣鹽池是中國最早發(fā)現(xiàn)并利用的自然鹽之一，簡稱“解池”，又叫“河東鹽池”。在隨后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錢穆進一步提出，解縣鹽池“成為古代中國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因此，占到鹽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領袖之資格。”直接提出阪泉之戰(zhàn)和涿鹿之戰(zhàn)是“鹽之戰(zhàn)”觀點的，還有另一位史學家張其昀。張其昀在1981年于臺灣出版的《中華五千年史》中稱：“黃帝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兩者實為一事”，而“炎、黃血戰(zhàn)，實為食鹽而起”。“鹽之戰(zhàn)”觀點雖尚有疑問，但已為中國鹽業(yè)史研究學者所認可和接受。

堯舜禹都曾筑城于鹽池附近

黃帝對炎帝和蚩尤發(fā)動戰(zhàn)爭，根本上是要控制鹽這一極為重要的民生與戰(zhàn)略物資。黃帝滅了蚩尤后，遂開始在涿鹿附近的土堆上筑城，即所謂“邑于涿鹿之阿”。此后，鹽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依然占據(jù)著他物無法替代的地位。堯、舜、禹先后成為統(tǒng)一華夏的帝王后，不約而同地選擇在鹽池附近的平陽（今山西臨汾）、蒲坂（今山西永濟）、安邑（今山西運城北）筑城，史謂堯都、舜都、禹都，至今地方史志都以之為代稱。堯、舜、禹為何要在這些地方筑城？正是出于保衛(wèi)鹽池的考慮。張其昀稱其“顯與保衛(wèi)此鹽池重地有關”。鹽給華夏民族帶來前行力量的同時，也帶來了豐厚財富，所以堯、舜、禹三帝對鹽充滿了感恩。在今天看來，舜帝是相當專業(yè)的音樂人，至少也是超級音樂發(fā)燒友，他擅彈五弦琴，曾創(chuàng)作了一首《南風》，詩化了鹽對百姓和國家的重要。

《孔子家語·辯樂解》中的《南風》是這樣寫的：“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為什么舜帝要歌唱南風？當時池鹽是自然生產，靠天吃飯。南風一來，鹽水便會迅速蒸發(fā)，凝結成鹽，此即《三秦記》中所謂“朝取暮生”，當時池鹽已成為重要財源。春秋時期，當年引發(fā)原始部落征戰(zhàn)、促成華夏民族形成的鹽，在中華文明進步和國家版圖的整合中繼續(xù)發(fā)揮作用。此時的解縣鹽池為晉國所有。《左傳·成公六年》稱，這池鹽為晉“國之寶也”。晉國因為池鹽而國富民強，晉文公因此晉升“春秋五霸”之列。原為魯人的晉國富豪猗頓，本是一位窮書生，在經營解縣池鹽后迅速致富，《史記·貨殖列傳》稱其“與王者埒富”。

先秦諸國“得鹽者強”

春秋戰(zhàn)國是群雄并起、從割據(jù)走向兼并的特殊時期，在這長達550年的歷史進程中，鹽再一次成為國家與民族整合的無形推手。這一時期“鹽政”概念定型，“鹽業(yè)官營”這一日后的專營制度出現(xiàn)并被迅速推廣，產鹽各國因此而獲暴利，為日后的兼并積聚了雄厚的戰(zhàn)爭本錢，先秦各諸侯國因國力變化而重新洗牌。

在鹽與稅收捆綁到一起后，鹽更成為左右諸侯國兼并戰(zhàn)爭走向的隱性力量。因鹽稅暴富而強大的，除了西部的晉國外，東方的齊、燕等國也因鹽利而受惠。《管子·輕重甲》稱：“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齊國、燕國這些重要的海鹽產地，財富急聚，國力大增，很快在戰(zhàn)國風云中占得上風，入選“七雄”。其中的齊國，在齊桓公時代已當上春秋“霸主”。

對鹽覬覦最迫切的是秦國，早在“商鞅變法”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秦國即奪得了山西平陽境內的“安邑鹽池”，開始池鹽大生產。并置“鹽官”，食鹽專營，開征鹽稅，為進一步征戰(zhàn)奠定了物質基礎。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國吞并了井鹽資源豐富的蜀國。據(jù)《華陽國志·蜀志》記載，秦昭王（一說秦孝王）任命李冰為蜀守，出生于山西運城“池鹽之鄉(xiāng)”的李冰，在公元前251年前后，主持開鑿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口鹽井“廣都鹽井”。有了鹽的秦國逐漸強大起來，最終滅六國，統(tǒng)一華夏，又應驗了“得鹽者得天下”一說。用齊桓公的話來講，這叫“國無海不王”，這里的“海”即特指海鹽。

唐代實行食鹽官賣“榷鹽法”

秦漢以后，“鹽財政”對于經濟的影響愈發(fā)顯著。齊國人管仲的“官營”思想，為歷朝歷代所推崇和效仿，壟斷成為封建朝廷增加財稅的通行手段。漢武帝時國力強盛，但在長期的平定北方匈奴邊境戰(zhàn)爭中，耗空國庫。于是，漢武帝下令“籠天下鹽鐵”，以保證戰(zhàn)爭和國防軍費。唐朝在中葉后，實行食鹽官賣的“榷鹽法”，其實就是強行加價賣鹽，增加財稅。據(jù)《新唐書·食貨志四》記載：“天寶、至德年間，鹽每斗十錢”，后來“盡榷天下，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每斗鹽由10錢（文），一下子漲到110錢。

為此歷朝都出臺了許多“禁私令”。漢武帝的禁私令規(guī)定，私販食鹽一旦發(fā)現(xiàn)，要“左趾”，就是將犯人的左腳大拇指砍掉。五代時的后唐也有相應的懲治措施：販私鹽“五斤以上，買賣人各決臀杖二十，處死”。對于“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論多少斤，“并處極法”。后周廣順二年（公元952年）鹽法則規(guī)定：“刮堿煎煉私鹽，所犯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并決重杖一頓，處死。”明清時期，官府“禁私”之嚴空前，幾乎與現(xiàn)代禁毒一樣嚴厲。但由于暴利的驅使和生活所迫，私鹽販賣歷代不絕。而且，因鹽而起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如唐末，販私鹽出身的王仙芝、黃巢，率先起義；再如元末，鹽戶出身的張士誠帶領鹽民揭竿而起……由此可見，鹽與江山社稷能否穩(wěn)定息息相關。

古人眼里的鹽被視為“天藏之物”

中國的鹽品種豐富，主要有池鹽、井鹽、巖鹽和海鹽。在中國古代，已形成了豐富多元的“鹽文化”。在古人眼里，鹽簡直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物，視之為“天藏之物”。古人對鹽的藥物開發(fā)和利用很早。《神農本草經》卷三“下經”即稱，戎鹽“可以療疾”，“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蟲。”除了抗菌、消毒，還認為鹽可“解毒”，如誤中“班茅”毒，用“戎鹽解之”。當然，鹽的功能首先表現(xiàn)在食物調味上。早在上古周代，就有了“特供鹽”。鹽是咸的，但供給周王室的鹽“味甘美也”，人稱“飴鹽”，此鹽產于西部羌戎人生活的地區(qū)，又稱“戎鹽”，在各種鹽中品質最好，所以成為特供鹽，故又有“君王鹽”一名。

除了上等的飴鹽外，還有苦鹽、散鹽、形鹽等。在不同的場合和食物中，要使用不同的鹽。《周禮·天官》“鹽人”條規(guī)定：“祭祀供其苦鹽、散鹽，賓客供其形鹽，王之膳羞供其飴鹽。”鹽還成為古代“宮斗”的秘密武器。據(jù)《晉書·后妃傳》記載，晉武帝司馬炎的后宮有近萬名嬪妃，晚上不知寵幸哪位是好。于是坐著羊車，車停在哪位妃子門前就與哪個妃子過夜。有心計的妃子便在門上插竹枝，地上灑鹽水，以吸引羊舔食駐足，此即所謂“羊車望幸”一說。順便說一下，在未有人工食鹽以前，古人正是利用羊這類牲畜的習性，找到了自然鹽品。傳說中的“羝羊舐土”，所指的就是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