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文史精華》作者：范曉春

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對濮陽聊城運糧事件平原省委進行檢討，報告中共中央華北局請求處分，向省各界代表會公開承認錯誤》、《公開檢討運糧工作中的錯誤，平原省府處理濮陽事件》兩則消息，及全文刊登了平原省委和省府關于這一事件的檢討報告各一份。應該說，這是解放初期省級黨委和政府首次在《人民日報》公開進行檢討。那么，為什么一級省委和省府要在中共最高級別的報紙上進行公開檢討，并被附上報告全文呢？

運糧事件

1949年7月25至27日，華北人民政府召開第三次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通過關于變更華北行政區劃及關于河北、山西、平原省人民政府組織機構與人事任命等重要決議，決定于魯西南、豫北、冀南銜接地區成立平原省。8月20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在新鄉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決定潘復生為中共平原省委會書記，趙時真為副書記；華北人民政府任命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為晁哲甫、第一副主席為賈心齋、第二副主席為韓哲一。平原建省后，全省共轄6個專區（湖西、菏澤、聊城、濮陽、新鄉和安陽），56個縣和兩個市（新鄉和安陽）。

眾所周知，黃河橫貫平原省，長約千里，以前由于不能很好治理，全系害河，同時這一地區更是歷史上的戰場，人民生活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態。此外，1949年平原省受災面積達700萬畝，災民250萬人。所以，平原省省情復雜、任務繁重，工作難度非常之大，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從最困難處著眼，統籌全局，精心組織，才能順利實現從戰爭到建設、由封建到民主的歷史性轉變。

解放初期，公糧是我國財政最主要的收入之一，也是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工作，因此，黨中央和政務院高度視糧食問題。而平原省作為當時全國四大重災區之一，它的糧食工作更為有關部門所關注。但是，1949年秋征時，雖然平原省委和政府曾共同研究和布置了秋征辦法，并發了指示，但對糧食入倉工作卻未注意，未進行討論布置，只認為糧食入倉工作是省政府的業務工作，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工作而已。而濮陽專區專署在具體執行時，也未能重視“由分存農村到集中入倉是關系到全省1600萬人民的一個重大的群眾性行動”這一環節，所以在召開運糧會議對具體辦法沒有研究，就籠統地布置下去，既無核心領導，后又沒有檢查，甚至專署對駐地濮陽城內屯收工作都不了解，糧庫亦未能結合各有關方面力量進行此一工作，形成倉庫干部孤立地進行。各縣里對這一工作亦同樣沒有重視，如滑縣倉庫主任在專署開會返回后沒有向縣長匯報，濮陽縣倉庫正副主任根本沒有共同研究，因之意見不能一致。在對區布置時，不明確具體，如濮陽只說按秋征分配任務，分批運送，既無一定數量，亦沒明確時間。

這樣便形成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麻痹忽視、缺乏具體的組織領導、對群眾不負責的嚴重錯誤，于是運糧中便發生了嚴重的混亂現象。例如：按規定須向元村糧站交糧的各縣，都未按照原定計劃進行，南樂、清豐兩縣推遲了交糧的時間；濮陽縣籠統規定“按布置數字分兩批交完”，該縣有些區讓運糧農民提前起程，甚至動員全部人力畜力搶運。結果收糧站屯滿車輛，人畜擁擠，糧食不能及時過秤。運糧人馬所需的草料站、開水站等，事先均未準備，運糧農民的生活發生嚴重困難，牲畜亦缺乏照管。結果僅向元村站交糧的濮陽一縣運糧農民即死亡2人，牲畜死亡50頭。道口糧站的情形也很壞，最初專署只決定由一專署秘書負責領導，該秘書又私自回家，把任務交給管庫員代理。大批運糧車輛到達時，竟無人接收公糧。該糧站曾積壓大車278輛之多。楚旺糧站情形更糟，專署在決定運糧之后，臨時決定先架橋后運糧，但專署只布置了架橋，并未通知緩運公糧。農民仍按原定時間把糧食運到。收糧人員因毫無準備，使得運糧農民與牲畜在冰天雪地中露宿數天，始得回家。有些糧站干部不顧運糧農民在冰雪中露宿的痛苦，依然毫無心肝地“按時辦公”！

應該說，“這次運糧死牲口的事，從客觀上來說，是沒有任何理由的。環境安定，任務不急，雖路途遠些，但較之去年（按：1948年）運隴海路時近得多，而且也不過黃河。去年往隴海路運了幾千萬斤糧，也沒有死了這樣多的牲口，今年兩個縣就死了百余頭”。但是，問題發生后，濮陽專署、中共濮陽地委與糧食公司均未深刻反省。該專署分工負責秋征工作的副專員李立格竟說：“牲口頂不住風雪凍餓死亡，是牲口缺乏鍛煉。”還有人認為牲口之所以死亡，是因為“賣肉比賣牲口有利得多”。甚至有人認為，牲口主讓牲口死了，是想得到政府的高價賠償。

類似問題在平原省其他地區也有發生。如，1949年秋征工作中，聊城專署大部分縣由于干部積極負責，很快完成糧食入倉任務。但有些縣則由于工作無計劃，及各級干部有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致造成人力、財力的重大損失。根據該專署對調糧入倉工作的檢查，在此次運糧工作中，全區共病傷人員14名，死牛57頭，傷牛58頭，損壞大車零件244件，因軋壞公路被罰款27．9萬元。高唐、莘縣、茌平等縣，由于事先計劃不周，大車擁擠，使有些群眾在冰天雪地中等了3至5天，糧還卸不下來。有的牛死了，有的人病了，多數群眾衣食不足，而收糧干部則熟視無睹，自己仍晚起早息。有的倉庫負責干部始終坐在機關里用電話下命令，讓群眾來回拉運，沒有定處。有的干部不重視國家資財，在建倉入庫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浪費現象。如冠縣全縣共收入倉糧366萬余斤，就雇用民工889人，每人平均收糧4100余斤，比陽谷每人平均收2．5萬余斤，浪費6倍。高唐城倉則拋撒糧食很多，并經常有豬、雞等糟蹋，亦無人管理。有些縣份，如壽張、堂邑、高唐、莘縣，由于干部不作普遍深入檢查，保管員不認真打更，月余共發生偷盜公糧事件9起，約計損失2000余斤。后經查處，作案者多系地主和不法分子所為。

上述問題發生后，省委雖曾督促省政府黨組及濮陽、聊城地委檢查和處理，但由于對這一錯誤事件嚴重性認識不足，故未能真正予以徹底追究和處理，亦未向華北局及時報告。195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華北局向平原省委和政府黨組發出指示信，其中要求省委就送糧事件迅速進行檢討處理，并將結果公開在報上發表，以教育黨員、干部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