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明王朝實行最嚴厲的海禁政策，王直的海盜武裝走私集團經營的寧波雙嶼島(今舟山六橫島)卻是全球性的貿易中心，來自歐洲和日本的白銀源源不斷運到這里，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當時的雙嶼島，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歷史學家稱之為“十六世紀的上海”，全球的商品在這里交換、中轉和集散。臺州蛇蟠島曾是雙嶼島的分埠。

當時歐洲處在蒸汽機發明前200年，日本有66國爭雄，嘉靖年的明王朝是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率大軍搗毀了雙嶼島。對海上貿易執著的葡萄牙人，經蛇蟠島向南轉移到福建的浯嶼港、月港，繼續與王直集團合作。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貿易中心。此后，明朝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又將葡萄牙人趕到了廣東珠江口。這時，都指揮使黃慶收受賄賂，允許葡萄牙商人在澳門安頓下來，經商貿易。

500年前的中國，曾經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貿易中心，假如當時的明朝政府，不去攻剿雙嶼島，而是打開國門，放開海禁，利用中國的壓倒性貿易優勢，富民強國，中國的世界貿易中心地位，可能保持500年至今，鴉片戰爭以后的所有民族災難或可避免。康熙皇帝收復臺灣后，曾經開放海禁，晚年再次禁海。而同時代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則勵精圖治，瘋狂地推動海外貿易和工商業。此時，距英國用槍炮打開中國的大門，只有一百多年了。

中國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運、擁有強勢地位的機遇，始于寧波雙嶼島，終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對五百年來的滄桑，我們不得不承認：曾經，中國人有機會把全球化的主動權和船舵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們曾離成為世界財富中心如此之近。明初以后，朝廷厲行海禁，同時實行古怪和有限的朝貢勘合貿易。即外國商人隨“貢使”來到中國，由市舶司將其貨物以“貢品”名義“朝貢”給朝廷，中國方面則把商品回賜給這些“仰慕天朝威儀”的外國人，貿易的規模、利潤、效率統統不計。嘉靖初為三年一貢，允許每次三條船200人。后因日本商貿使團間“爭貢之役”，朝廷停止中日勘合貿易。

同一時期王直集團沖破貿易壁壘，武裝走私經商海外。王直先后居留日本20年，事業鼎盛時以平戶為基地，稱霸海上，屢敗明軍，稱“徽王”。這一時期，王直承襲徽商傳統風范，在日本發揚光大。日本史稱王為“大明國的儒生”。王直學習日本語言文字，研究日本的商品市場，以信義取利。在王直麾下，也有一些日本人俯首聽命于王直的調遣，學習經商本領。以誠待客，以信接物，以義取利的“東方商人”的精神風貌，被日本商界視為典范。在今天的日本，還以畫冊、書籍、卡通和游戲軟件等多種形式敘述王直的故事，在平戶，有王直的住宅舊址供人觀瞻。

500年前的這場對外開放之爭中，有一個關鍵性人物，他就是王直，明嘉靖年徽州歙縣人。史書描述王直“少任俠，壯多智略，樂善好施”。王直早年按徽州習俗經商服賈，南下廣東，造巨艦販運硝黃、絲綿等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對外貿易使王直的財富迅速積累。明朝嘉靖年“片木不準下海”，官府的海禁與壓迫，將漁農工商逼上絕路，中國沿海各地爆發大規模的武裝走私活動，王直在寧波雙嶼港為許棟集團掌管船隊。及浙江巡撫朱紈發兵攻剿，李光頭被捕，許棟兄弟逃亡，王直收其余眾，發展成為江浙海商武裝集團的首領。

公元1550年，王直以靖海、剿匪有功，叩關獻捷，請求松動海禁，通番互市，反遭朝廷偷襲和圍攻。王直突圍后逃亡日本，積蓄力量，兩年后重返浙洋，在沿海商民支持下，攻城略地，威震江浙。王直在定海稱凈海王，又稱徽王。官軍莫敢攖其鋒，浙直(“直”即現安徽、上海一帶)閩廣幾不可支，張經、周珫、楊宜三任總督被先后撤職。盡管此時海禁依舊，但對外貿易卻以武裝走私的形式被延續著……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明王朝在與王直武裝集團的交戰中屢遭失敗，三易督帥，被迫改變策略，決定招撫王直。新任浙閩兩江總督的胡宗憲受命謀劃。胡宗憲釋放在獄的王直的老母妻兒，給予豐厚的待遇，同時派使團前往日本宣諭并招撫王直。王直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歸順朝廷，遣人賚疏胡宗憲“代為疏請通商”。疏文強烈要求明朝廷解除海禁，開市通商，并求都督職使，“使得稽壓海上，開市息兵”。經多輪談判，王直遂于公元1557年9月下旬率數千驍勇由日本駕艦回國，泊舟山岑港，不久往錢塘總督府接受招撫。胡宗憲以禮留居王直，隨后上疏對王直赦免。但此時朝中一些重臣已變換嘴臉，對胡宗憲進行激烈的彈劾，言其受王直賄賂而徇私。

胡宗憲陷入危境，被迫交出王直。王直被捕入獄，公元1559年12月被斬于杭州官巷口。徐光啟為王直鳴不平，說“招之使來，量與一職，使之盡除海寇以自效”。清人朱克敬在《邊事匯鈔》中評說“斬汪(王)直而海寇長，推誠與懷詐相去遠矣”。王直臨死時預言：“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

胡宗憲(1512-1565)，明徽州績溪人，嘉靖年官至兵部尚書、七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少保銜。任上不畏豪強權貴，潔已奉公，持法正事，為整頓和加強北國邊防屢建功勛，為整治藩王和平反冤獄恪盡職守。胡廣攬人才，徐文長、戚繼光、俞大猷等皆為重用。他博學深思，除著述多卷詩文奏稿，主編集定了《籌海圖編》，記述明代中日關系，分省御倭，用兵、城守、剿撫、互市和沿海布防形勢等，并附詳圖。此書點燃了當時中國建立海上強國的希望。

胡宗憲認為朝廷利用王直，并讓海外貿易合法化，既可使海盜不剿自平，還將開辟出海上絲綢之路。從今天的眼光看，此舉乃依托明朝帝國強大的生產力，通過對外開放取得國力持續發展并繼續稱雄于世界的強國良策。但此遠見卓識不被愚頑的明王朝所取。胡宗憲成功招撫了王直，并上疏請求赦免，卻又在讒言誣陷中被迫交出王直受死，最終形成東南海疆禍患加劇的格局。朝廷言而無信鑄成大錯，反由胡宗憲背負惡名。胡宗憲被權奸反復彈劾，再次下獄，辯誣無望，面對世態炎涼，憤筆 “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云”，作《走狗歌》痛斥奸佞后引刃自殺。繼王直之死，兩位天才共同演繹了感泣天地的時代悲劇。胡宗憲之后，天才戰將戚繼光郁郁而終，天才文人徐文長瘋狂自毀。明朝中后期朝政腐敗暴虐，忠奸不辯，冤獄不止。那是一個王朝沒落和屠殺天才的時代。

對于王直的評價，史學界歷來褒貶不一。否定的觀點，認為王直本是一個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貿易上的巨大成功不僅沒有填平他日益澎漲的欲望，反而愈加滋長了其海盜野心和政治欲望，公然與明王朝進行對抗。因為王直的部屬成份復雜，他既廣攬來自中國大陸的各類平民、流民和知識分子，也將流落海上的日本武士、商賈和浪人收于麾下。否定者因之定論王直由走私商人變為海盜，由海盜蛻變為“勾倭作患”的民族敗類。

肯定的觀點認為：王直本是一位優秀的商人，并對早期中日民間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后來走上“武裝經商”的道路，完全是明王朝海禁政策和言而無信的齷鹺手段逼迫的結果。所謂“勾倭”，實際上是流亡海上的少數日本人為王直效力賣命。這與后來的漢奸俯首聽命于日本侵略者相反。海外貿易是中華古國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王直代表著推動文明進程的積極力量。

兩種觀點的聚焦，是對促成王直由“商”變“寇”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明王朝“海禁”所起作用的認識有別。今天，海禁以及由此帶來的后果都已成了鐵板釘釘的歷史。對王直功罪的論爭、對海禁歷史的評判不再顯得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先輩走過了500年的彎路，我們要用務實的工作來補償。不要讓500年后的后輩們再來“殤”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