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正月，渥巴錫率領土爾扈特部蒙古族3.3萬余戶，16.9萬人，持家帶口，趕護牲畜，攜運輜重，自沙俄伏爾加河下流起程歸國，沿途克服長途跋涉、疾病饑餓、多次戰爭等困難，用了半年時間，以近十萬人傷亡代價回到新疆伊犁。他們憑著果敢的精神、堅強的意志，完成世界史上的偉大壯舉！然而，當他們東歸祖國后所發生的事，讓他們難于相信、理解和迷茫。

事因：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土爾扈特部族在首領和鄂爾勒克的帶領下，以游牧方式遷居到伏爾加河下游地帶定居。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沙俄利用這一時機，強行將土爾扈特部汗之下的權力機構王公會議(扎爾固)隸屬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并派特使直接管轄，任命阿玉奇汗的堂侄策伯克多爾澤為扎爾固首腦，以其鉗制汗。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9歲的阿玉奇汗的曾孫渥巴錫繼汗位。三十二年，渥巴錫曾醞釀返歸中國，因內奸泄密未能成行。

次年，他親率2萬士兵參加對土耳其的戰爭。三十五年秋，他從土耳其戰場回來，與伯克多爾濟計議，秘密召集六首領會議，宣誓通過東歸中國的計劃。三十六年正月，他率伏爾加河南岸土爾扈特部族開始了東歸行動，并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5月26日回到新疆地區，立即震動了中國與西方世界。正如愛爾蘭作家德尼賽在《韃靼人的反叛》一書中所說：“從有最早的歷史記錄以來，沒有一樁偉大的事業能像上個世紀后半期一個主要韃靼民族跨越亞洲草原向東遷逃那樣轟動世界，那樣令人激動的了。”他們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民族大遷徙的奇跡。

今年5月26日，正好是渥巴錫他們東歸祖國240周年紀念日。重溫這段歷史，當時清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他們東歸的愛國精神，本應成為一大盛事來贊頌——最少在表面上，順此在全國掀起一股愛國教育熱潮。然而，他們的滿腔熱情、拳拳之心，卻變成了乾隆的燙手山芋。有一種說法是：無人否定東歸是愛國行動、偉大壯舉，但渥巴錫等人在籌劃實施中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未曾與清政府溝通聯絡，以得到他們的支持和認可。

清政府在事先不知情、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面對這一突發事件，做出的應急反應只能是除了接納處置好他們外，就是猜疑、防范和化解他們了。但是從現有資料和事實來看，在乾隆這些專制極權者眼里，首先，考慮他們東歸是否會動搖自己統治地位，如果會，對他們的“愛國行動”，是從骨子里不希望他們回國。而且他們回來是不是打著愛國的旗號為沙俄服務呢？會不會增添國內的不安定因素呢？這還是個未知數。其次，國是自家的，他們愛不愛國雖然也可以說重要，畢竟還是比較虛的，現實中最緊迫要擺上議事日程的工作就是“穩定壓倒一切”，盡快使他們成為“良民”。為此歸納起來，清政府當時處置他們采取了二條策略：

一是化解安置。他們的歸國，是在三萬多人軍人武裝起義保護下實現的。乾隆的旨意是把他們化整為零、分解安置到新疆的幾個地方，以便控制和管理。請看該年6月18日，乾隆在給伊犁將軍伊勒圖等人的上諭中是如何說的：“若此輩一齊前來，我等尚需略加考慮，將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輩各自行走，相繼而來，我等辦理之際，無需費力。此輩之中，若有杜爾伯特、烏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爾伯特、烏梁海地方外，土爾扈特、綽羅斯等人，理應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時，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則與西界較近，易于伊等逃竄;烏魯木齊附近之地，又臨近我巴里坤驛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將伊等安置于塔爾巴哈臺以東，科布多以西，額爾齊斯、博羅塔拉、額敏、齋爾等地，方善。”

從上諭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對他們東歸有戒心：一是怕他們遷走，不敢安置于靠近邊界的地方，擔心安置不當，他們再次遷徙出國(落得一個祖國不愛他們的罪名)，掃他的面子。二是怕他們謀反，對國內安全構成威脅，不敢安置于通往內地的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軍事重鎮附近。無可否定，這是乾隆經過深思熟慮后所授的旨意。縱使這樣，乾隆仍不放心，過了幾日，再次明確諭令伊勒圖：務使他們住于博羅塔拉、額爾齊斯、齋爾這些遠離重要城鎮，不妨礙臺站交通，且與哈薩克、喀爾喀蒙古等換取牛羊近便的地方。可謂乾隆在安置他們上煞費苦心。他們被安置后，各種困難問題接踵而至，主要表現在如何解決他們面臨的溫飽、疾病、生產生活等問題。清政府須解決這些問題時可以說是有行動、不到位。渥巴錫他們踏上故土已是糧盡炊斷、衣不遮體，急需政府救濟，而安置的幾個點卻都是經濟落后地區，無法滿足他們的生產生活需求。緊接著又遇天花流行，預防和醫治不力，造成許多人喪生。再次是他們回到故土，所剩駱駝、馬匹、牛羊等無幾。雖然清政府調集牲畜分發給他們維持生計，但他們正處于貧困中，將大多數牲畜殺之食用。還有是他們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諳農事，清政府卻撥給種子、農具，選派技術人員教他們耕作技術，有違其本愿。清政府則要他們定居種地，按現在最好的說法，就是讓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我生存發展。

二是主從分離。渥巴錫率二十萬人回到新疆時只剩下七八萬人，損失達三分之二強，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只剩下五六萬人。清政府為了防范他們作亂，在他們到達時就制定了“分散安置，互不統屬，各管其眾，以分其勢”的策略，以此削弱渥巴錫的權威和影響力。同時，乾隆名義上讓渥巴錫朝覲，然而朝覲后又把他留下，說是要他多學習法規，以便學成回去后能嚴加管束部族，實則借朝覲為名，把他與部族分開，把他監控起來。當渥巴錫聽到妻子、女兒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母親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歿，11月27日，五歲幼子阿蘇蓋出天花病故，最后僅剩一個嬰兒。至此，渥巴錫離開部族近半年，他決意要回去看看。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謀反，又怕不放行遭罵名，所以不得己)，諭令戶部侍郎福康安護送(監護)他及其隨從返回新疆。同時，乾隆另有諭令給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伊勒圖在屬地安撫他時，須不露聲色地加以防范，也就是說，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平定。

由此看出，清政府在處置他們的問題上的策略得當，達到了其戰略目的，收到了明顯效果。然而，卻使渥巴錫的一片愛國情懷受到嚴重的挫傷。其實，渥巴錫東歸的悲壯而無奈，在于他的“三個一”：一腔熱血。他第一次想東歸時才25歲(乾隆三十二年)，還是個血氣方剛、激情四射的青年，回歸祖國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現實信念。一廂情意。正如上述的說法，二十萬人的東歸行動，未與清政府溝通協調，確實是經驗不足的表現。一知半解。他出生在沙俄，對清政府的實際情況基本上是從資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對乾隆更是知之不多。由于他的這“三個一”，使他對祖國和乾隆判斷失誤。

渥巴錫他們東歸的悲壯而無奈，還在于他認為國是大家的，人人有分，東歸祖國后，在國的大家庭里，各自會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部法族規，日子會過得比在沙俄時好，結果卻是把他們的整個部族分割得東一塊西一塊，渥巴錫的汗位名同虛設。而且，渥巴錫他們可能永遠不可能想到、永遠不可能明白的是，在乾隆們看來，國是自家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沙俄沒有二樣，而且有過之猶不及。沙俄只是另選一個首腦來鉗制汗罷了，而乾隆卻要把他們分而治之，說要想他們滅亡，難聽;說要使他們成不了氣候，那是誰也否定不了的。說乾隆更有智慧也罷，說乾隆更為狠毒也罷，總之，渥巴錫投入祖國的懷抱后，日子過得憂郁，在歸國后第四年逝世，年僅33歲。對于整個土爾扈特部族有無發展來說，更是能夠查字典的人都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