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生不出兒子，便派老婆去別處借種，這是宋明帝劉彧即位前做出的荒唐無奈之舉。在科技發(fā)達的現(xiàn)代，“借種”可以通過人工受精，可以避免男女接觸;然而，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時期，劉彧也只能讓心愛的女人親臨戰(zhàn)場，與別的男人肉搏一番了。在正史記載中，曾經(jīng)親自策劃“借種”生子的皇帝，唯有劉彧一人。

劉彧(439—472)，字休炳，宋文帝劉義隆第十一子，元嘉二十九年(452)封湘東王。劉宋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政治上如此，生育上也是如此。別看劉義隆生了十九個兒子，可到了劉彧這兒，機器就不怎么好使了。劉彧盡管姬妾成群，縱欲無度，但除了原配王氏生下兩個女兒外，其他姬妾毫無懷孕的跡象，更不用說生子了。劉彧“好讀書，愛文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始終被“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所折磨。到了大明六年(462)，劉彧再也沉不住氣了，為了后繼有人，劉彧便和愛妃陳妙登聯(lián)手上演了一出“借種”的鬧劇。

但凡“借種”，既屬隱私，也有風險，必須要認真篩選，不是隨便找個男人就行。深思熟慮之后，劉彧看中了心腹李道兒。劉彧之所以選擇李道兒“借種”，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李道兒“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宋書》)，有文化，有學歷，能保證后代的高素質(zhì)、高智商;其二，李道兒與劉彧既是師生，又是君臣，私人關系非常好，“借種”一事的保密工作無需擔憂;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李道兒有“一妻一室，歲各生一，已有十男”，被劉彧戲稱為“箭無虛發(fā)”(《南史演義》)，生男孩的幾率非常高。

目標雖然鎖定，但如何做到既順理成章，又能掩人耳目，這是個問題。怎么著，劉彧也是堂堂一個王爺，位高權重，關注率高，一舉一動都必須注意影響，更何況像“借種”這樣見不得人的事了。劉彧是如何實施“借種”計劃的？《宋書》稱陳妙登“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意思是陳妙登主動向劉彧提出轉(zhuǎn)嫁給李道兒。這樣的說法，打死也不能讓人信服。司馬光顯然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于是在《資治通鑒》中一語道破天機：“初，太宗(按：劉彧)嘗以陳太妃(按：陳妙登)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按：劉昱)”。

關于劉彧“借種”一事，《南史演義》講述得更精彩：“……及夜，與陳妃同寢，呼其小字曰：‘妙登，今夜一敘，明日將以卿賜李道兒，卿愿否？’妃大驚曰：‘安雖微賤，曾與陛下接體，奈何賜以與人？’帝曰：‘無礙，不過借汝腹去度種耳，有孕便召卿歸也。’妃曰：‘妾一失節(jié)，何顏再事陛下？’帝曰：‘宗嗣事大，失節(jié)事小，卿莫以是為嫌。’妃暗暗領命。明日，帝佯怒妃，責以失旨，命賜道兒。道兒入謝，囑之曰：‘有孕便來報朕也。’于是道兒為之盡力。未幾果有孕，帝便迎之還內(nèi)，生蒼梧王昱，立為太子。……”

演義這東西，七分實，三分虛，但劉彧為了生子而出此下策還是可信的。“借種”的事，劉彧自認為做得機密，但仍有些蛛絲馬跡被收錄于史。如《南史》和《魏書》雖然誤記了陳妙登的來歷，稱陳妙登是李道兒的小妾，但對劉彧“納之”后生下劉昱，卻言之鑿鑿。再者，劉昱長大后，“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tǒng)”(《宋書》)，或“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為李統(tǒng)”(《魏書》)。可見，劉昱確系劉彧當年從李道兒那里借來的種。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帝(按：劉昱)每微行，自稱劉統(tǒng)，或稱李將軍”，顯然是為劉彧留了些許面子。

景和元年(465)十二月，劉彧即位，即宋明帝。泰始二年(467)，劉彧立劉昱為皇太子，提拔李道兒為給事中。劉彧覺得一個兒子不過癮，又怕劉昱夭折，便想出了一個更為荒唐的主意，派人秘密察訪諸王的姬妾中有沒有孕婦，有的話就將孕婦弄進宮里，等到孕婦生下的是男孩就殺了母親留下孩子，另讓自己的寵姬充當孩子的母親。對此，《魏書》記載“彧晚年痿疾，不能內(nèi)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yǎng)之。”當了皇帝后，劉彧的“借種”工程從起初的偷偷摸摸變得肆無忌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