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奧八國聯軍，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率領下組成先遣隊入侵北京，聯軍受挫。經過一番籌措，又于8月14日對北京發動總攻，北京失守。在侵華聯軍中，日軍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成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與英、俄、日、德、美、法、意、奧、比、西、荷11國公使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根據該條約中的第7、第9兩款規定，中國被迫給予上述國家在中國的駐兵權。規定中寫到：允許上述國家在北京以保護使館為名長留駐軍;由北京至渤海灣的通道各國可派軍隊駐守，其可駐守地為：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臺、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12個地方。從此，自渤海灣至北京的通道被列強所控制，京城的大門被迫敞開。清政府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淫威下屈服了，國家主權喪失殆盡。《辛丑條約》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當時日本在北京使館區駐軍400人，在戰略要地天津、塘沽、秦皇島、山海關等處駐軍1250人。《辛丑條約》簽字之前的兩個月，日本以“護路”、“護僑”為名向中國派遣了駐屯軍，命名“清國駐屯軍”，第一任司令官大島久直中將，總兵力約2600人。其駐屯軍司令部后遷至天津日本租界內的張園。該駐軍又先后改名為“中國駐屯軍”、“天津駐屯軍”，我國通常稱其為“華北駐屯軍”。七七事變前，其駐屯軍司令先后為梅津美治郎中將、多田駿中將、田代皖一郎中將和香月清司中將。從《辛丑條約》簽訂以后至七七事變前30多年間，日本不斷向天津駐屯軍增派兵力。這支侵華日軍，在各駐守地耀武揚威，像一只惡狼，時時威脅著華北地區的安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東三省，次年3月扶持成立了“偽滿洲國”。同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迫使中國政府簽訂《凇滬停戰協定》。同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4月下旬突破長城防線，至5月下旬，日軍進一步侵占了秦皇島、北戴河、撫寧、遷安、盧龍、昌黎、密云、薊縣、唐山等地。5月31日強迫中方簽訂《塘沽協定》。其協定劃定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東、以北廣大地帶為“非武裝區”。因《塘沽協定》內有河北省東部非武裝地帶的設定，致使中國軍隊從此無法進入長城一線。東北三省、熱河省及河北省的部分地區相繼淪為日軍侵略者的殖民地。非武裝地帶的設定使侵華日軍能在河北省占據有利的位置，成為其順利推行新侵略計劃，分離華北及內蒙的策源地，并由此進一步打開了直接通向平津的門戶。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華北五省(冀、魯、晉、察、綏)為直接目的，加緊對華北的爭奪。它的第一個步驟是迫使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第二個步驟是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妄圖把華北變為第二個“滿洲國”。

同年5月間，關東軍以《國權報》、《振報》兩社長(漢奸)被槍殺及中國官方“庇護”孫永勤部抗日武裝為借口侵入冀東地區，威脅平津。國民黨政府當局屈服于壓力，于7月6日，由何應欽及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由于《何梅協定》的簽訂，使中國在河北省的主權大部分喪失。在此期間，關東軍還借口第二次“張北事件”，強迫察哈爾省主席秦德純與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于6月27日簽訂《秦土協定》。為此，中國軍隊撤出寶昌、康保地區，使察哈爾省的主權喪失。11月，漢奸殷汝耕建立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至此，冀東22縣實際已淪入敵手。1936年5月，由日本策劃扶植內蒙德王成立“內蒙自治政府”。向華北駐屯軍增兵，在古北口等處筑炮臺，在北寧鐵路沿線派駐重兵。通過一系列的侵略行動，平津已處于日本侵略軍的包圍之中。

1935年夏，日本又策劃“白堅武事件”。6月27日夜漢奸白堅武糾集地方流氓、偽軍及日本浪人300多人，襲擊豐臺火車站，開著鐵甲車，進攻永定門，28日晨被北平守軍擊敗。11月28日，幾十名日本憲兵強占了豐臺火車站。1936年4月17日，日本向華北增兵6000人。同年5月16日，日本任命河邊正三為天津駐屯軍步兵旅團長，在北平設立旅團司令部。步兵旅團為日本華北駐屯軍主力，其第一聯隊駐北平、豐臺;戰車隊(配大小坦克24輛)駐豐臺。新增日軍先在通縣暫住，從6月21日到30日，開始轉駐豐臺。7月18日，日軍在豐臺設立了軍事指揮部，其駐軍營房為原英國兵營。

侵華日軍進入豐臺后，為加緊準備侵華戰爭，不斷擴建兵營，以備戰事一旦爆發，便可整列車的運兵至豐臺，并可用兵營貯存糧食、軍械、被服等后勤物資，當地老百姓就稱之為“東倉庫”。“東倉庫”占地約有百余畝，后又不斷擴大，包括北孔莊子、南孔莊子(部分)、后泥洼、七里莊(部分)等村莊。它四周圍著鐵蒺藜，設有圍墻，后來又修了土圍子。從此，軍營內的活動過路人就看不見了。日本駐兵以后，經常以打靶、練兵為名，到盧溝橋南河灘一帶演練，有時也在豐臺以西各村附近演習攻守。豐臺所駐的日本士兵都是經過多方面綜合訓練的。開始駐軍不多，為了顯示他們兵力多，一天外出好幾回，上午以陸軍裝備列隊出來，下午以騎兵身份騎馬出來，時而開著三輪摩托出來，時而開車拖著大炮出來……花招不斷變換，用以顯示他們兵力眾多裝備優良。

當時，豐臺也駐有中國的二十九軍，日軍駐兵營，二十九軍駐民宅，兩軍駐地相隔300米左右。由于日軍不斷地挑釁，兩軍之間則不斷發生摩擦。當時的路都是馬車通行的土路，路很窄，兩軍相遇走到一起，日本士兵不肯讓路，堅持對峙也曾有過。更有甚者，如遇上中國步兵列隊，日軍就用騎兵向中國軍隊沖撞，為此中國士兵就攔住馬頭，扯下日本士兵，予以繳械。

日軍為了達到其獨占豐臺的目的，不斷制造事端，企圖把二十九軍擠出豐臺。1936年6月26日，發生了第一次“豐臺事件”。事因是二十九軍一小部分由張家口調來豐臺駐防，一匹軍馬受驚跑到了日軍營房里，中國士兵去索要時，日方不但不給，反而將士兵打傷。二十九軍軍官聞迅趕到，反復交涉，才沒有釀成大禍。但是第二天忽然又來了一個朝鮮籍的日本特務到二十九軍的馬棚處，說這個馬棚是他的個人財產，要求二十九軍立即遷出。雙方爭執中，有許多日本士兵闖來助威，導致械斗。日本駐軍當局正好找到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議，并要求二十九軍撤兵。但宋哲元拒絕撤兵，只同意換防。9月18日，二十九軍二營五連孫香亭部外出演習歸營時，行至火車站前的正陽大街，迎面遇見了打靶回來的日軍嘉田大隊穗積的隊伍，狹路相逢，各不相讓。穗積部下的小隊長巖井少尉，策馬沖入孫香亭的連隊，踏傷士兵。孫部士兵氣憤難忍，便用槍托襲擊馬背，日軍便散開隊形，將孫香亭連包圍。孫連長據理交涉時，反被日軍擄走。這時，日本兵營聽到消息后，立即由大隊長率步兵趕到現場，又將二十九軍營部包圍。日軍駐北平的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電報后，率步兵數百人，分乘裝甲車、汽車飛奔豐臺。行至大井村附近，與二十九軍的一個連發生沖突，該連亦被日軍包圍。晚7點以后，駐豐臺的二十九軍被分割三處，相互失去聯絡。敵我雙方對峙一整夜，戰事一觸即發。宋哲元得報后，急派人同日方代表現場調查，會商解決。經上下反復交涉，于19日達成讓二十九軍撤出豐臺的協議。從此，日本軍隊超越了《辛丑條約》的規定，獨霸了豐臺。此時，駐豐臺日軍已增加到2000人。豐臺是北寧、平漢兩條鐵路線交匯處，有極重要的戰略地位。日軍侵占豐臺后，盧溝橋成了北平唯一通往后方的咽喉，戰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

為了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準備以14個師團的兵力，占領中國的華北、華中、華南地區，一舉滅亡中國。為此，日本就在東北大量增兵，同年總兵力已超過5年前的4倍多，火炮增加3倍，飛機增加2倍，坦克增加9倍，準備隨時調到華北作戰。此時華北駐屯軍兵力實際已經增加到兩萬人。日軍侵占豐臺后，以“東倉庫”為基地，兵源充足，作戰物資有了充分保證，又可以作為切斷華北與南方聯系的重要軍事據點。至七七事變前，日軍不間斷地進行軍事演習，并且不斷擴大規模，伺機再次挑起事端。其覬覦華北，滅亡中國的侵略野心此時已暴露無遺。終于在1937年7月7日夜以豐臺為基地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