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發生的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把持的北京政權，組建中華民國國民軍，驅逐溥儀出紫禁城，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政，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民國時期有兩次復辟帝制丑劇，一次是1916年1月到3月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另一次是1917年張勛擁立溥儀復辟。此后，各地軍閥紛紛宣布獨立，連年混戰，國無寧日。北洋軍閥把持的所謂的“中央政權”，更是橫征暴斂，仇視革命。北洋軍閥也逐漸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張作霖的奉系、吳佩孚的直系。在這些實力派的操縱下，北京政府總統頻頻更換，從黎元洪到馮國璋，從徐世昌到曹錕。

1924年，江蘇的直系督軍與浙江的親奉系督軍盧永祥發生戰爭。9月15日，奉系援助盧永祥，率大軍由東北源源入關，分兵六路向直系進攻，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著戰爭的爆發，全國各地革命形勢普遍高漲，國內各種政治集團內部均發生重大的分化。1924年10月23日，原直系將領馮玉祥率部從熱河灤平秘密回師，聯合直軍第三路援軍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備副司令兼陸軍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權。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

驅逐溥儀出宮

北京政變后的第二天，即1924年10月25日，決定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行使大總統職權。11月2日，攝政內閣成立，馮玉祥提出了修改清室優待條件的建議。11月4日，黃郛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次日，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璧會同社會知名人士李煜瀛，奉命到紫禁城“逼宮”，與清室交涉，溥儀被迫接受《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修改后的優待條件是：“第一條，大清宣統皇帝從即日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力。第二條，自本條例修正后，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并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盡先收容旗藉貧民。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后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11月5日，溥儀遷出紫禁城，移居什剎海甘石橋醇王府。此舉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6日北京全城懸掛國旗，以示祝賀。

溥儀被驅逐出宮的第二天，段祺瑞致電馮玉祥，責問修改清室優待條件之事。7日，馮復電稱：“清室為帝制余孽，復辟之禍，貽羞中外，張勛未伏國法，廢帝仍保舊號，均為國民之恥，留此余孽，于清室為無益，于國民為不祥。此次移入私邸，廢去無用之帝號，除卻和平之障礙，人人視為當然，除清室少數人仍以帝號為尊榮者外，莫不歡欣鼓舞，謂尊重民國，正所以保全清室也。”孫中山于11月11日致電馮玉祥，嘉許逐溥儀出宮之行動，電文云：“報載執事魚日令前清皇室退出舊皇城，自由擇居，并將溥儀帝號革除。此舉實大快人心，無任佩慰。復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是時，葉楚傖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評論說：“鹿鐘麟勒兵隆宗門，喚令溥儀出宮，將一片中華領土還給中華民國，這一陣功烈實不在回師倒曹之下。”關于此事，馮玉祥后來回憶說：“溥儀被逐出宮以后，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的一切措施，他都以為很對，惟有驅逐溥儀之舉，覺得有些欠妥。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只有驅逐溥儀，才真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無愧。”

國民軍“逼宮”是有法律依據的，在清帝退位時所定的國民政府公布的清室《優待條件》中，第三款即說明“清帝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但溥儀對這些規定始終沒有遵行，直到北京政變發生時，一直住在紫禁城內。而“頒旨”、“賞騎馬、花翎、頂戴”、“挑選秀女”以及再收太監等從未停止過。所以《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在第三條中特別強調：“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后得自由選擇住居”。

邀請孫中山北上

北京政變的當天馮玉祥就決定邀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0月27日，孫中山電賀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電文云：“義旗事舉，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亟欲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鑒及。” 11月1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聯名復電孫中山。電文云：“先生國家之勛，愛國情切，宏謨碩畫，佩仰夙深，萬乞發抒讜論，俾國內人士知所遵從。并盼早日蒞都，指示一切，共策進行，無任叩禱之至。”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利益，主張對內結束軍閥割據局面，召開國民會議，對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爭取國家的和平統一。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以及汪精衛、戴季陶、李烈鈞、陳友仁等三十余人，乘永豐艦離粵北上。

孫中山此次北上，表現了堅定的原則性。11月19日，孫在途經上海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打破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為了把革命的影響擴大到全國，中共中央接受廣東區委的意見，支持孫中山北上。11月19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四次對于時局的主張》，表示對孫中山北上的支持，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機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國是會議，也不是幾個元老的善后會議，乃是去年本黨北京政變時所主張的及中國國民黨現在所號召的國民會議，只有這種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因為他是由人民團體直接選出，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與權能。”12月3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指出：“第一，因為這個會議無論將來成功或失敗，眼前便給我們以民眾的政治活動之機會;第二，將來成功固佳，即失敗也能給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訓”。隨著孫中山北上，他對革命的影響由廣東擴大到全國，國共兩黨一道，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一個以召開國民會議為中心內容的運動。

北伐中北方戰場的主力

組建國民軍是北京政變的重要舉措。10月25日，在高級將領會議上，馮玉祥問：“我們此次首都革命，這些軍隊該如何稱呼”？孫岳首先說：“我們軍隊是國民的軍隊，當然該稱國民軍。”于是，決定正式成立中華民國國民軍(簡稱國民軍)。會議決定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從此中國北方出現了一支從直系軍閥中分化出來的傾向國民革命的軍隊。國民軍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實踐者。李大釗十分關注軍隊工作和軍事斗爭，他為爭取馮玉祥和國民軍，支持北伐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中共軍事人才。

1925年3月，李大釗派共產黨員宣俠父等以國民黨員的身份來到國民軍中。他們一面與馮玉祥及其上層軍官頻頻來往，一面利用辦俱樂部、圖書館、訓練班、軍官學校等形式，上課、講演、教唱歌曲，廣泛接觸國民軍官兵，秘密宣傳馬列主義，發展黨的組織。隨后，中共中央局和北方區委又先后從北京等地選派濂卿、錢清泉、江風、延國符、耿炳光、黃日葵等人到國民軍，協助宣俠父等開展工作。在國民軍第一軍總部設立宣傳部，派出宣傳員，對中下級軍官宣講“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以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宣傳部還選派政工人員和政治訓練中成績優良者，到各基層部隊及附近鄉村宣講。政工人員有時還表演以反帝愛國為主要內容的新劇，受到廣大士兵和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孫中山逝世后的中國局勢，決定給國民軍提供軍事援助。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馮玉祥的軍隊里建立了炮兵、步兵、工兵、騎兵學校以及反間諜學校、小型通訊學校等。蘇聯顧問編寫教學大綱，制作教材教具等，全部教學過程由蘇聯專家主持，并親自授課。1926年2、3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中指出：

“國民軍在華北之成立及其反對封建軍閥之斗爭，乃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重大成績，它們與廣州軍隊共同成為建立中國民族革命民主軍隊之基礎”。共產國際這一指示的要點，就是要把國民軍改造成為一支革命的武裝力量。在北伐戰爭中，國民軍擔當起北方戰場的主力軍。國民軍在與北洋軍閥交戰3個月后，于1926年3月接受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的建議，將主力退出京津地區，撤至南口一帶，以便利用有利地勢，保存實力。同時，拖住軍閥隊伍，支援南方國民革命軍。4月，北方各路軍閥組成“討赤聯軍”，總兵力60余萬人，兵分五路向20萬國民軍發動攻勢。國民軍與北洋軍閥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戰爭——南口大戰，持續時間長達四個多月。

此時，廣東革命政府抓住有利時機準備北伐。1926年5月，李宗仁向蔣介石力陳應抓住時機從速北伐時說：“國民軍一旦瓦解，吳的勢力也必復振，既振之后，必乘戰勝之余威，增兵入湘掃蕩唐生智所部，從而南窺兩粵。我們現在如不乘國民軍尚在南口抵抗，吳軍主力尚在華北，首尾不能相顧之時，予以雷霆萬鈞的一擊，到吳坐大，在南北兩戰場獲得全勝，鞏固三湘之后，孫傳芳也不敢不和吳氏一致行動，那我們北伐的時機，將一去永不復返，以后只有坐困兩粵，以待吳、孫的南征了。”盡管此后不久國民軍最終敗退內蒙五原，但正是國民軍在北方戰場艱苦卓絕的戰斗，才使得廣東革命政府下定了北伐的決心，并贏得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