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曾有一起“彭家屏案”，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單純的文字獄，但實際上此案背后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乾隆帝南巡路過位于蘇魯豫皖交界處的江蘇徐州，已致仕（退休）的前布政使、河南夏邑籍官員彭家屏前來見駕。乾隆帝向他詢問百姓生活狀況，彭家屏奏報，上年秋天河南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縣遭受嚴重水災，百姓生活困苦，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瞞報災情，百姓無法獲得賑濟。乾隆帝不以為然，認為彭家屏只是在發(fā)牢騷。他向圖勒炳阿詢問有關情況，后者堅決否認。乾隆帝讓他帶彭家屏到夏邑等地勘查后據(jù)實奏報，不久圖勒炳阿回奏說只是有些積水，并無大災。

乾隆帝并未深究，可他3個月后再回到徐州時，又有夏邑百姓張欽在路上攔駕叩閽（吏民因冤屈等直接向朝廷申訴），狀告河南官員瞞報災情。不久前乾隆帝視察徐州河工時，也曾發(fā)現(xiàn)當?shù)厥転陌傩铡傍F形鵠面”。夏邑與徐州相距不遠，乾隆帝想起彭家屏此前的奏報，于是派步軍統(tǒng)領衙門員外郎觀音保微服私訪，勘查受災狀況。

沒過幾天，又有夏邑人劉元德狀告縣官不稱職，希望更換賢良。乾隆帝被接二連三的叩閽弄得很不高興，懷疑背后有人指使，讓人對劉元德嚴加審問。劉元德供認自己是受夏邑生員段昌緒指使，于是乾隆帝派侍衛(wèi)成林前往查核。

成林去后，觀音保回來了，他奏報說夏邑等四縣已經(jīng)連續(xù)四年收成不好，積歉已久，去年水災尤重，百姓度日艱難，以至于賣妻鬻子。他還花四五百文錢買了兩個孩子，并將賣身契呈上。乾隆帝大為震驚，認識到圖勒炳阿匿報災情的嚴重性，將他發(fā)往烏里雅蘇臺軍營贖罪。夏邑、永城知縣也被革職拿問。但乾隆帝在上諭中強調(diào)，處理此案不是根據(jù)彭家屏的報告，也不是因為張欽等人攔駕告狀，而主要是他派人密訪得知。如果將來有人效仿彭家屏等越級告狀，挾制官長，一律嚴懲不貸。彭家屏并未得到獎勵，反而很快身陷另一場大案之中。

成林到夏邑后，在段昌緒家搜出了吳三桂反清檄文一張，“閱其偽檄，則皆毀謗本朝之言，極其悖逆。而昌緒為之濃圈密點，加評贊賞，見者無不發(fā)指。”這就改變了案件的性質(zhì)，民告官隱匿災情變成了謀反大案，叩閽告狀的百姓變成悖逆之人。前幾天一直忙于懲治官員、賑濟災民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立刻撤銷了圖勒炳阿的處分，讓他查辦此案，兩個知縣也官復原職。清朝政權(quán)的合法性是個極為敏感的問題，乾隆帝感到反清思想仍然頑固地存在于民間，其嚴重性大大超過匿災不報。

此時，乾隆帝將這些事都和彭家屏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派直隸總督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查抄彭家，看是否也有悖逆文書。為什么乾隆帝有如此想法呢？查閱彭家屏的官場經(jīng)歷會發(fā)現(xiàn)，乾隆帝對他的成見由來已久。

彭家屏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后逐漸升遷，任布政使達14年之久，因善于處理繁難事務，頗有聲名。乾隆十四年（1749年），江西巡撫出缺，由彭家屏護理。按當時官場慣例，他再升職也在情理之中，但直到退休，彭家屏一直輾轉(zhuǎn)于江西、云南、江蘇幾省布政使之間。這期間有一件事，讓乾隆帝對他的印象非常不好。

乾隆十六年（1751年），河南巡撫鄂容安奏報歸德府縉紳抗糧不交，其中就有彭家屏家，而且其弟彭家植還打死佃戶，隱匿不報。事發(fā)后，乾隆帝指示嚴加懲處，所有積欠加10倍處罰，彭家屏等被交吏部嚴議。雖然彭家很快將罰款繳清，彭家屏得以留任，但這件事讓乾隆帝對他心生厭惡，彭家被描述為一個為富不仁的地方大族。

乾隆十九年（1754年）四月，彭家屏從云南布政使任上再次調(diào)任江蘇布政使，乾隆帝知道多年得不到升遷的他肯定心懷不滿，在他謝恩請訓時專門告誡：“一切盡心實力辦理，不必猜疑。用汝繁劇之任者，以汝能辦事也。汝既不能奈人何，人亦不能奈汝何。但自己信得及，恩怨置之度外可也。若有退縮顧望，轉(zhuǎn)關求媚之意，則失之遠矣。”乾隆二十年，兩江總督尹繼善以彭家屏年老不勝繁劇，請求勒令其退休。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彭家屏非不勝繁劇之人，只以為布政使最久，后于彼者皆至巡撫，心懷怏怏，不肯努力耳。”彭家屏終究以布政使之職悻悻致仕，幾十年官場生涯就這樣在郁悶中落幕。

當方觀承等搜查彭家時，乾隆帝將彭家屏召至京城審訊，在一再逼問下，彭家屏終于承認自己家中藏有明末的幾部野史，都是記載明朝天啟、崇禎年間政事的。乾隆帝立刻諭令侍衛(wèi)三泰前往查取。三泰等人到夏邑時，河南布政使劉慥已經(jīng)前往彭家，可無論如何也沒找到彭家屏說的那幾部書。三泰將此情況奏報，乾隆帝大為不悅，并要求嚴加審訊彭家屏的兒子彭傳笏。

不久方觀承奏說，劉元德供出：彭家屏見駕后，在鄉(xiāng)里吹噓朝廷賑濟夏邑是自己的功勞，劉元德等人聽說后，才產(chǎn)生了叩閽的念頭，還將呈詞托人給彭家屏看過。方觀承請求以此治彭家屏罪。乾隆帝則認為，“主使之罪輕，收藏逆書之罪重”，關鍵問題不在炫耀鄉(xiāng)里，也不在唆使叩閽，而在于收藏明末野史。

同一天，乾隆帝收到追查審訊偽檄和野史的報告。段昌緒的逆檄是由一個叫司存存的人抄給的，司存存抄自司淑信，司淑信得自當?shù)厥考澒紝ぃ紝ひ阉溃送獠o傳抄之人。至于彭家的野史，彭傳笏供稱，聽到段昌緒偽檄之事后，就趕緊查閱家中書籍，見有明末鈔本等書，恐有違礙，沒來得及檢閱便概行燒毀。雖然沒有看到這些書的內(nèi)容，但乾隆帝判斷：“以彭家屏居心觀之，則其所鈔藏者，自系詆毀悖逆之詞。”這些書是從哪兒來的呢？彭家屏供稱得自徐乾學家。徐乾學是康熙朝大學士，亦以文學見用于康熙帝，長期侍從南書房。這樣的話牽涉面太大，乾隆帝不再追究，將所有罪責都歸到彭家屏等人身上。

這年六月，彭家屏父子被判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家產(chǎn)入官。段昌緒斬立決。不久，圖勒炳阿再奏，彭家屏所刻族譜取名《大彭統(tǒng)記》，將彭氏一姓追溯到黃帝、顓頊時期。這本是漢族士人炫耀出身的一種慣用手法，可乾隆帝認為彭家屏身為臣庶，卻自居帝王苗裔，罪上加罪，便不等秋后問斬，直接賜令彭家屏自盡。為表現(xiàn)自己的寬大仁慈，當彭傳笏將被問斬時，乾隆帝則網(wǎng)開一面，免于勾決。

乾隆帝殺彭家屏，其來有自。他興起文字獄，是認為彭家屏的政治立場有問題；抗糧事件的背后，則反映出彭家屏陷入了當時的滿漢黨爭。奏報彭家屏抗糧不交的鄂容安是滿洲重臣鄂爾泰之子，屬于乾隆初年得勢的新貴寵臣。乾隆帝在上諭中透露，彭家屏屬雍正舊臣李衛(wèi)一黨。乾隆帝一直對李衛(wèi)非常不齒，認為因李衛(wèi)與鄂爾泰不和，才使得彭家屏經(jīng)常參劾鄂爾泰、鄂容安父子。所以，彭家屏早已深深卷入當時政治斗爭的漩渦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