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題材影視劇的播放，一度鮮為人知的南京保衛戰的有關歷史細節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如果從單純的軍事角度看，南京保衛戰只不過是抗日戰爭時期諸多戰役中的一次中等規模的戰役。但是，由于它與侵華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暴行緊密相關，因此，其歷史意義遠不止于軍事層面。近年來，隨著有關史料的發掘，南京保衛戰的歷史原貌逐漸清晰。

南京保衛戰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衛戰曾被認為是一場“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戰役。這樣的結論僅是從軍事角度得出的。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續，對于南京保衛戰的決策，需要從多個視角來認識。作為當時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決定守衛首都南京，其實是出于多方面的考慮，尤其是外交層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軍占領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為打破日軍試圖通過占領首都南京以摧折國民政府抗戰意志的圖謀，國民政府開始調整戰略部署，做了兩手準備：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遷移政府于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但是，對于南京是守是棄的問題，國民政府內部意見并不一致，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而蔣介石則主張短時固守。

蔣介石決定固守南京，除了考慮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固守南京則表明政府抗戰之決心和意志)，更多的還是出于外交戰略的考慮。因為自淞滬會戰后，國民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國際干預中日沖突的努力。雖然從軍事角度來看，南京已無堅守之可能，而蔣介石出于外交層面的考慮，又希望能夠在南京堅守一段時間。這樣，軍事和外交兩個層面的考慮存在矛盾，造成國民政府對南京保衛戰的作戰計劃搖擺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決策之時，布魯塞爾會議尚在進行中，蔣介石希望能夠利用《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但最終九國公約會議未取得積極成果。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為中日之間談判交涉的中間人，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但被蔣介石“嚴詞拒絕”。11月中旬后，隨著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于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希望利用陶德曼調停，為緩兵計，遲滯日軍在戰場上的攻勢，爭取時間整頓后方以利再戰。與此同時，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非常期待，積極爭取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國。但是到了12月5日，蔣介石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國際形勢漸陷于不利狀態。可是，蔣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后，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這表明他還未放棄對國際干預的期望。

在南京保衛戰進行過程中，蔣介石于12月11日晚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后，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還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里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可見，蔣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棄國際干預的希望。

但是，蔣介石這種為了引起國際干預而不顧軍事上困難的戰略決策，一旦國際干預沒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衛戰的軍事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為達到速戰速決的戰略目的，殲滅戰遂成為日軍迂回包圍南京的主要作戰目標之一。12月7日，日本華中方面軍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領》，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當局尚留在市內的情況下，設法勸告其開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時，各師團各派步兵一個大隊(9日改為3個大隊)為基干的部隊先入城，在城內分地區進行掃蕩。”所謂“掃蕩”，就是要徹底消滅中國軍隊。事實證明，蔣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對于軍事上實際存在的困難顯然估計不足。

怎樣認識唐生智在南京保衛戰中的功過？

在全國抗戰爆發時，曾經作為反蔣派的唐生智已經沒有自己的軍隊和地盤，只在國民政府內擔任軍事委員會訓練總監等閑職。從唐生智的反蔣經歷和當時地位來看，他被任命為以蔣介石嫡系部隊為基干編制而成的南京衛戍部隊的司令長官，是不合常理的。這一任命實際上是使蔣介石自己成為實際負責南京保衛戰的最高指揮官。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開的關于南京戰守的決策會議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內部出現分歧。一種意見主張只是在南京進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動撤退。另一種意見主張在首都南京至少在一定時期進行絕對固守的作戰，這是蔣介石的主張。唐生智支持蔣介石的主張，提出：“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然而， 這種意見在軍事委員會高層會議上未能獲得廣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軍事委員會高層會議上，蔣介石決定在南京進行短期固守作戰。蔣介石提出由誰來負責固守南京的問題后，一時無人應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擔負這一職責。蔣介石順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請求，決定由唐生智出任南京保衛戰的最高指揮官。蔣介石選擇在政府、軍隊內已沒有實力基礎的唐生智，這樣對自己來說是為了容易控制。由此，實際負責南京保衛戰指揮的還是蔣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預見的南京保衛戰失敗的責任轉到唐生智身上。

蔣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發布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也開始著手組織該司令部。蔣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實際指揮南京保衛戰，直至12月7日早晨離開南京。可見，蔣介石起初并沒有給予唐生智作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的實權。從11月25日組建南京衛戍部隊算起，只經過了18天時間，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戰只堅持了兩天，隨即開始撤退。

蔣介石在南京時還能夠統一指揮為固守南京被緊急增派的各個部隊。然而在日軍已經完成對南京的合圍，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時間問題的時候，蔣介石才把保衛南京的最高指揮權移交給唐生智。而唐生智對于各部隊狀況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隊中高級指揮官中也沒有權威。南京衛戍部隊后來的戰斗詳報中特別提到南京保衛戰的指揮體制，認為：各指揮官不重視上級的命令、各部隊首長之間缺乏相互信賴和協調的精神。這種指揮混亂的問題， 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權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沒有承擔統一指揮南京衛戍部隊的權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衛戰的失敗主要責任不應該由其擔負。唐生智在指揮南京保衛戰時期，拒絕日軍的誘降，堅決表示固守，其抗敵表現，無可爭辯。但是，他在南京衛戍部隊撤退的問題上，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避免南京守軍被敵圍殲，蔣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慮令南京守軍撤退，遂令時在江北的顧祝同以電話轉告唐生智。顧祝同要求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令守軍相機突圍。唐生智考慮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責任難負，因而他要求必須先向守軍將領傳達清楚最高統帥的意圖后方能撤離。當晚，蔣介石致電唐生智，令其可相機撤退。唐生智于當夜在衛戍司令部開會研究后，才決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軍已攻破中華門，防守此處的第88師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當時，大批逃難居民與潰退的散兵擁擠在街道上，城中秩序開始陷于混亂。南京守軍已開始呈動搖態勢。唐生智等決定改在當夜撤退。12月12日17時，衛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軍中師以上將領開會，布置撤退行動。由于時間緊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圍計劃是36師、憲兵部隊及直屬諸隊依次渡江，其余各部應設法從正面突圍。但在書面命令下發后，唐生智又下達了口頭指示，規定第87師、第88師、第74軍及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州集結”。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嚴肅性，也為不執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計劃中規定的由正面突圍的部隊，除第66軍及第83軍之大部按命令實施突圍外，其余各軍、師均未按命令執行。

由此可見，由于唐生智對于戰局判斷失誤，城破前一天才開始下令撤退(而此時最佳撤退時機已過，各部隊聯絡不暢，秩序混亂，指揮系統已經瓦解)，從而造成了大批中國軍隊未能成功撤退而滯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軍屠殺的嚴重后果。

南京保衛戰對南京大屠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南京保衛戰與南京大屠殺在時間上前后承接，它的失敗造成南京陷落，隨后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國民政府對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嚴重的平民安全隱患，對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軍事撤退混亂，大批中國軍人滯留城內。這些因素擴大了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的規模。

其實，自1937年8月淞滬戰爭開始后，南京就成為日軍空襲的重要目標，國民政府開展防空和抗戰的宣傳教育，各社會團體還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抗日宣傳和捐款活動。到12月13日南京淪陷前夕，城市基本還在有序運轉。但實際上，國民政府應對戰爭的準備是有限的，特別是對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護市民并沒有詳細的計劃。滯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護和救助意識。造成這種狀況與國民政府的宣傳誤導有很大關系。全面抗戰爆發以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表現出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并配合相關的舉措和宣傳，給民眾留下了國民政府堅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當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告京市民眾》中稱：對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設立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統帥文武機關及全市民眾作守土自衛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繼報道了蔣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堅守南京抗戰到底的言論。在堅守的表象之下，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對于如何安置和保護在寧市民，國民政府卻沒有詳細的計劃。

在南京失陷前后，國民政府各機關大多忙于政府機關的遷移工作，對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眾的安全問題并不關注。蔣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調表態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對戰爭狀態有正確的估計，他們也不可能有相應的戰敗后物質與心理準備。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難民擁入城中的國際安全區，而在此前國民政府對于國際安全區的支持不夠，且安全區未得到日本的承認。因此，它們對于難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數十萬軍民被日軍屠殺，其中中國軍人大概在7萬-9萬人。而如此大規模的軍隊被俘虜、被屠殺，與南京保衛戰的戰略決策和指揮失誤密切相關。一方面，國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決策失誤是造成大批中國軍人滯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長江之南，日軍對南京取分兵合圍之勢，國民政府在沒有足夠力量保證南京守軍可以安全有序撤離的情況下，集合十余萬的軍隊固守南京，這顯然是軍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誤。

蔣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卻高調表態要死守南京，實際上是對參戰部隊做“遺棄性處置”。另一方面，作為南京衛戍司令的唐生智，對萬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組織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慮不周。他為了迎合蔣介石而提出了“誓與城市共存亡”的口號，在挹江門阻止軍隊退往長江邊，并收繳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說法，此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結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則為泡影。加上軍事決策與指揮體制的缺陷，于是導致了南京淪陷后，中國守軍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滯留城內的官兵陷入組織崩潰的境地，被俘官兵數以萬計，并成為日軍殘忍屠殺的對象。

怎樣認識中國軍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的表現？

中國軍隊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現是英勇的。在淳化鎮、光華門、楊坊山、紫金山、中華門、賽公橋、雨花臺等地中國軍隊與日軍發生過激烈交戰。以淳化鎮為例，當時駐守南京東南淳化、方山一帶的是王耀武第51師，自12月5日起，攜優勢炮火的日軍114師團，對防守淳化鎮的51師的正面陣地則以飛機炮火連日轟炸。“其步兵又復猛烈攻擊，戰況異常慘烈。”從5日到7日51師“官兵傷亡達九百余人”，但士氣依然旺盛，陣地也很穩固。日軍猛攻淳化十多次而未得逞。8日早晨，日軍又增加了兩千多人，大炮十余門，其正面部隊在飛機、炮兵、坦克車掩護下向淳化猛攻。51師守軍奮勇抗戰，殺敵甚多，陣地屢失屢得，傷亡甚大，301團代團長紀鴻儒負重傷，連長傷亡9員，排長以下傷亡1400余人。305團團長張靈甫負傷，連長傷亡5員，排長以下傷亡600余名。由于沒有后援兵力，該鎮于午后4時失守。

新近整理出版的侵華日軍的官兵日記即戰斗詳報等資料，也可以反襯出當時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隊抗戰之激烈。侵占光華門的第9師團步兵第36聯隊乙副官菅原茂俊回憶說：在13日凌晨，“到城墻根一看，發現城墻陣地非常凄慘，滿眼是壯烈戰死者的尸體。”根據陸軍省情報部編《大陸戰史》記載：在光華門的戰斗中，“敵人實施的是人彈戰術和手榴彈戰術，我軍傷亡極大，突擊隊長伊藤少佐也犧牲了，雙方都寸步不讓。城上城下敵我雙方都能聽見對方的喘息聲和說話聲，戰斗一直呈膠著狀態。10日激戰一直持續到11日。先后進抵各城門的各部隊盡管都反復突擊，但始終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墻。”日軍的戰斗詳報中記錄的中日雙方戰斗傷亡情況，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軍隊在戰斗中的激烈程度。日軍在侵占南京中傷亡3893人，中國軍隊陣亡19030人。其中，第6師團谷壽夫部隊在進攻南京的戰斗中，日軍傷亡1190人，中國軍隊戰斗死亡7200人。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弄清，即長期以來，對于滯留城內的中國軍人是否存在反抗的問題。根據現有的史料可以確定，集體被俘的中國軍人，少數也進行了反抗、暴動或試圖逃跑。例如，在烏龍山日軍第13師團山田支隊的屠殺場，就曾發生過萬余名被圍中國人在日軍機槍開火一剎那集體沖擊敵軍的行為，不幸的是最后他們被外圍日軍部隊全部殺害。不過，從現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關學者的研究來看：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國軍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現為個別、分散和無組織的特點;中國軍隊在城陷后的撤退過程中進行過一些局部的戰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幾周確實沒有展開有規模的街巷爭奪戰。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達之后，城內守衛部隊的任務即轉變為保存有生力量。而且由于撤退時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已經崩潰，大多數士兵在南京淪陷后也喪失了戰斗意志，在混亂中各自逃散。許多士兵為了求生，脫下軍裝、卸下武器，換上老百姓的服飾，躲入難民區或者潛入民間。還有一些部隊并未喪失戰斗能力，也向日軍繳械投降。當時的中國軍人投降時，以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對日軍的危險性認識不足。因為遵照日內瓦公約，日軍應該是不殺俘虜，投降能夠求生。在無法順利撤走的情況下，放下武器是他們可作的選擇之一。

基于中國軍人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表現，我們一方面應充分肯定在當時嚴酷的環境之下部分中國軍人所作的抗爭，這種堅韌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繁榮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苛求當時殘酷戰爭條件下大部分中國軍人放下武器的選擇，但是，侵華日軍卻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毫無敵意的中國平民進行殘忍屠殺。這就更加凸顯出日軍的殘暴和野蠻，從而也更加凸顯了中國軍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義立場。